9月12日至13日，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在印度新德里举行。 签字本身并不稀奇，多边会议的惯例而已。但签完字之后发生的事情，才是真正值得关注的。 中国领导人在会上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 勇做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指出金砖合作机制经过20年发展，已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中国财政部部长助理常军红在此前的金砖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明确表示，中方愿与各方一道支持新开发银行做大做强，推动新开行顺利开启高质量发展的第二个“金色十年”。 这意味着，金砖金融合作正在从早期“有平台、有共识”的阶段，向“有制度、有执行力”的方向演进。 新开发银行作为金砖合作的标志性成果，正在争取更多成员加入，扩大资本基础和项目覆盖范围。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而言，多一个融资渠道，就多一份谈判空间。 峰会期间，伊朗的动作格外引人注目。 这是伊朗首次以金砖国家正式成员国的身份参加峰会，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在启程前表示，金砖合作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应对单边主义，让各国能够更加独立地发展经济。 他还提出，希望进一步扩大同金砖国家的贸易、本币结算和金融合作，降低对美元体系的依赖。 更具体的信号来自伊朗外长。据伊朗通讯社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峰会间隙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正在努力消除加入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的障碍。 此前，伊朗央行行长赫马提已于8月对外证实，伊朗即将成为新开发银行的成员，并称“金砖国家合作最重要的成果是成立新开发银行”。 伊朗的诉求并不难理解。长期处于美国制裁之下，伊朗面对的不只是贸易限制，更重要的是金融渠道受阻。 交通、能源、产业等领域的发展都需要稳定的长期融资，但伊朗企业和海外金融机构之间的连接一直存在障碍。加入新开发银行，对伊朗来说，既是获得资金支持的渠道，也是融入一个新的经济合作网络的路径。 但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很多人容易混淆两个概念：金砖成员国和金砖新开发银行成员。 这两个体系是独立的，伊朗早在2024年就加入了金砖国家机制，但要成为新开发银行的成员，还需要走完该银行自身的完整准入流程。 新开发银行方面对伊朗的入会消息态度谨慎。该银行的企业传播部门向媒体表示，无法确认有关伊朗成员资格的信息。银行章程规定，新开发银行的成员资格向联合国成员国开放，可以是借款成员国，也可以是非借款成员国。 障碍还在于更深层的因素。伊朗长期受到美国全面制裁，主权信用评级偏低，被国际反洗钱组织列入高风险名单。 分析人士指出，如果伊朗加入，可能会拖累银行整体的信用评级，推高发债融资成本，同时合规风险也容易触发美国的二级制裁。说得直白一些，伊朗加入在政治意愿上或许没有太大问题，但在金融风控和实际操作层面，要跨过的坎并不少。 新开发银行需要评估的，不只是一个新成员的加入愿望，还有可能对整个银行信用和运营体系产生的连锁影响。这是一个技术问题，也是一个政治经济学问题。 伊朗的诉求之所以复杂，还因为金砖内部的成员利益并不完全一致。 扩容之后，金砖成员既有中国、印度、巴西、南非这些老成员，也加入了沙特、阿联酋、伊朗、埃及、埃塞俄比亚、印度尼西亚等新成员。这些国家之间，既有合作，也有竞争和分歧。 最典型的例子发生在今年5月，金砖国家外长会议在新德里举行，原本计划发表联合声明，但由于成员国在中东问题上的立场分歧严重，最终未能达成共识，改由轮值主席国印度以“主席声明”代替。 据报道，分歧的焦点在于伊朗与阿联酋之间的对立立场，使协调统一变得格外困难。 这些分歧并不会因为坐在同一张桌子旁就自动消失。印度希望保持与西方国家的重要经贸联系，巴西和南非也需要平衡自身利益，中东新成员之间既有能源合作也有地缘竞争。金砖扩容带来了更广泛的代表性，也带来了更复杂的协调成本。 因此，金砖未来最大的挑战，不是成员数量的多少，而是如何在一个更具多样性的平台上保持有效合作。如果只是增加成员而没有更强的制度协调能力，影响力反而可能被稀释。反过来，如果金砖能够在金融、贸易、能源等领域逐步形成稳定的合作机制，它的意义就不仅仅是一场峰会。 回到伊朗的问题上。伊朗提出加入新开发银行，是自身经济需求推动下的选择，也是在外部压力下寻找突破口的一次尝试。对于金砖来说，这是扩员之后必须面对的新课题——一个新成员的加入，牵动的不只是一个席位，而是整个体系的信用评估、合规标准和战略考量。 峰会已经结束，但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伊朗能否顺利进入新开发银行，需要时间验证。金砖能否从“扩大朋友圈”走向“形成执行力”，也需要成员国一步步磨合。 不过有一点已经越来越明显：全球经济正在从过去单一中心模式，向更加多元的方向演变。未来的竞争，不只是哪个国家拥有更强的资源，而是谁能建立更稳定、更开放、更有韧性的合作网络。金砖的下一步，不在会议现场，而在这些国家能否把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