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达在回忆录里写过一段话，说他见过不少廉洁的干部，但像柯庆施那样把个人生活压到近乎苛刻的程度的，确实不多。他举了几个例子：下乡调研只要一辆吉普车、两床草席；夜里寒风吹窗，秘书劝他加件棉衣，他摆摆手说睡出点汗感冒反倒不来；有人送他两条金华火腿，他看都不看就让退回去。马达写完这些，在后面跟了一句评语：“柯庆施同志在一些决策上的做法，可以争论，可以反思，但‘清廉’这一点，谁也否定不了。” 这话说得坦率。马达不是那种跟风唱赞歌的人。他在上海新闻界干了几十年，采访过的大人物排成队，但能让他用“否定不了”这四个字的，屈指可数。他跟柯庆施打了将近十年交道，从1954年柯庆施调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开始，一直到1965年柯庆施在成都病逝，马达始终是跑市委这条线的核心记者之一，后来又担任了市委副秘书长，近距离观察了这位“上海主帅”的方方面面。他欣赏这个人的能力，也清楚这个人的争议。正因为这种复杂，他晚年开口评价柯庆施的时候，用词格外谨慎。所以他说的这句“清廉否定不了”，不是场面话，是一个老报人在漫长的沉默和观察之后，对一段历史给出的最诚实的判断。 马达认识柯庆施那年，柯庆施刚接手上海。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几百万张嘴等着吃饭，几千家工厂等着原材料，物价波动、物资短缺、工商业改造的尾巴还没收拾干净。前任陈毅在上海威信极高，既管军事又管经济，还能在文化界谈笑风生。接他的班，压力可想而知。柯庆施到任第一天就召集市委常委开会，会议记录显示他只说了三句话：情况我知道；问题我来抓；干不好，我负责。散会之后他把秘书叫来，说把最近三个月上海主要副食品的价格报表全部调过来，他要一份一份看。秘书后来跟马达说，柯书记那天夜里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翻报表翻到凌晨两点，第二天一早又去了虹口菜市场。 虹口菜市场的那次调研，马达是跟着去的。柯庆施不让记者拍照，也不让商业局的人陪同，就带了一个秘书一个马达，三个人挤在菜场的人流里，一家摊位一家摊位地问价格。卖菜的大姐以为他是哪个报社的老编辑，跟他倒苦水，说菜不好进、利薄、赚不到什么钱。柯庆施蹲在摊位边上，把当天好几种蔬菜和肉类的价格一笔一笔记在小本子上，蹲了将近两个小时。菜场的地是湿的，他的裤脚沾了一圈泥点子，起来的时候腿都麻了，扶着摊位站了好一会儿。 回去之后他开了一个商业局紧急会议。马达没资格进会场，但后来听在场的人说，柯庆施把小本子摊在桌上，对着商业局长的报表一条一条地对，发现报表上的价格和市场上的实际价格差了将近三成。他问局长，这中间的钱去哪了？局长红着脸答不上来。柯庆施没有继续追问，只是说了一句，把供应链重新梳一遍，一个月之内我要看到效果。三个月之后，上海主要副食品的价格稳定了下来。马达后来在他的采访笔记里写道，这是他第一次亲眼看到一个共产党的高级干部用这么朴素的方式解决一个复杂的民生问题。 柯庆施的“快”是他性格里最突出的一部分，也是后来争议最大的部分。他的快不单是走路快、说话快、决策快，而是对“时间”这个东西有一种近乎病态的珍惜。他总是觉得时间不够用，觉得拖一天就是耽误一天。这种紧迫感当然有它的价值——1959年春荒的时候，上海粮食供应极度紧张，配给方案推翻了三次都拿不出稳妥的数字。柯庆施坐在会议室里听完汇报，拿起电话打给周边几个省的负责人逐一协调调运。几天之内从江苏、安徽紧急调拨的粮食陆续运抵上海。那年春天上海没有发生大规模的非正常减员，住在老城厢的张寿清老人后来回忆说，那年的米面虽然少，但每个月都按时到手。 这种办事效率来自他早期革命生涯的打磨。柯庆施1923年入党，大革命失败那年他正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国共合作破裂的消息传到安徽时，国民党军队已经进城了。警卫员急得满头汗催他快走，他把几页密电码塞进靴筒，两支钢笔插进内衣口袋，把没来得及带走的文件锁进铁柜，反复确认了好几遍才从后门撤离。走到半路他发现兜里还有一盒火柴，又折回去把办公室的废纸篓点着——不留任何可能暴露同志身份的字迹。这份在生死关头的冷静和严密，伴随了他整整一生。 问题出在，他在和平年代依然保持着战时节奏。马达有一次给他提建议，说有些重大决策能不能多开几次听证会，多听听基层的意见。柯庆施听完之后沉默了一会儿，说上海每天多生几百个孩子，时间不够用。马达当时没再说什么，但他心里清楚这不是一句敷衍的话，这是一个主政者对一座超级城市运转压力的真实感受。但他的担忧也在——所有程序一旦被长期压缩，制度的韧性会不会出问题？ 马达后来在回忆录里反复谈到一个观点：柯庆施这个人的优点和缺点，其实是同一个东西的两面。他动作快，所以能解决别人解决不了的麻烦，但他也因为快，有些该走的程序被他略过了，有些该听的声音被他错过了。他太相信能力——相信自己的判断力，也相信那些被他选中的人的能力。1958年他把已经拿到北京调令的张春桥留在了上海，因为在他看来张春桥能写、反应快、笔杆子硬，是